南京的博物馆有“看头”

谈到中国的看头大学博物馆，不能不提到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这座博物馆拥有的物馆宝藏堪称“奢华”，而平时却又极其低调，看头几乎没有常设展览。南京而一展，物馆便是看头震惊世人的大手笔。2023年下半年，南京长达半年的物馆“帝陵迷踪——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特展”，展出珍贵文物百余件，看头吸引无数圈内外人士蜂拥而往，南京让社会公众真切地感到考古的物馆好玩、文物的看头魅力。近日，南京《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纪录片登陆央视《探索·发现》栏目，物馆再掀探宝热潮。然而，南大博物馆原馆长史梅却告诉记者，南大的镇馆之宝还不是东晋帝陵，而是王齐翰《勘书图》、孤本宋拓《大观帖》卷六、小克鼎，均为金陵大学创始人福开森所捐藏。

帝陵里的蝉纹金珰，很吸睛

1972年4月，因人防工程施工建设，在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蒋赞初先生的主持下，南大师生对在鼓楼校区北园北大楼前意外发现的一座东晋时期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依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的相关记载，并结合墓葬规模、形制、出土器物、地望等综合判断，该墓作为东晋初期“中兴正统”四帝元、明、成、哀的帝陵之一当无疑义。因该墓资料极为重要，一般被学界称之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长期以来，该墓都是南方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陵墓，是南京大学宝贵的学术资源、文物珍藏和六朝古都南京的文化符号，具有重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帝陵迷踪——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特展”展出的大型榻案几及祭器组合，以及金、银、铜、铁、玻璃、玛瑙、水晶等各类质地的随葬器物，无不彰显墓主人的“地下哀荣”。

蝉纹金珰

一套四件蝉纹金珰颇为吸睛。金珰为古代的一种金质冠饰，据传源自胡服，“附蝉为饰”则是金珰传入中原后，受到汉官服饰影响的结果。貂尾并用附蝉金珰是汉晋以来皇帝的高级侍臣侍中、常侍所用的冠饰。在传世绘画作品、壁画及墓葬考古发掘中，均可见到金珰的图像或实物资料。譬如，传唐初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中，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等帝王的冕冠上饰有附蝉金珰；传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曹植身边的侍从冠帽上的装饰也类似于珰。在已发掘墓葬壁画中，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中侍从亦着貂珰。

现场所展的这四件金珰，精美绝伦。金的纯度极高，经过化学成分测定，高达99点几。上方凸字形山形的蝉纹金珰，主体纹饰是蝉，叫复蝉，蝉上面的两个眼睛，就是凸出来的金珠，两侧可以看到蝉的双翼。主体的纹饰上方，装饰了很细腻的数粒金珠，很小很小的小金珠。四件蝉纹金珰都是如此。这四件金珰出土之前，只有两个大墓出土过金珰，但都是残件残片，且只有一件。而此墓却一次性出土了四件。而且，出金珰的墓目前仅十几座，级别都非常高。

陶榻，作为六朝时期墓内流行的明器家具，是墓主生前家居的象征，墓中榻及其他系列家具的布置符合礼典中墓内祭祀设奠的需要；陶案，作为西汉中期以后墓内常见的随葬明器，与置于其上的杯、盘等器物组合，连同大型墓葬中的陶榻，共同构成了墓内的宴饮与祭祀空间；凭几，是中国古代席地而坐时常用的凭靠类家具，通常与筵席、屏风、床、榻、案等搭配使用；鸡首壶，是具有六朝时代特征的标准器物，始见于孙吴末，东晋时期流行，至隋唐消亡，从器型、纹饰等判断，该件器物具有东晋早中期的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南大博物馆还推出了“帝陵迷踪”主题文创周边，囊括了金珰、鸡首壶、青瓷洗等的16枚印章相当令人心动。还有金珰钥匙链、金珰冰箱贴等日常用品，可可爱爱。

西周小克鼎，钟鼎文之楷模

小克鼎又称膳夫克鼎，为西周晚期长铭文青铜器。鼎高28.5厘米，口径29厘米，圆形，直环耳，方唇宽沿，口微敛，腹略鼓，兽蹄足。耳外侧饰夔龙纹，口沿下饰变形的兽面纹，间隔以六道棱脊，腹部饰多组流畅的波曲纹，足上部饰浮雕兽面纹。鼎的内壁铸有8行72字铭文，记载周孝王二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任命膳夫克去执行整顿成周八师的命令。是年，克铸造了祭祀先祖釐季的宝鼎，并表示每日都要虔诚的祭祀，以祈求长寿善终，同时祈求自己子孙康顺福佑永远宝用这批彝器。小克鼎的主人克是西周时期的贵族，他的祖父师华父是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周天子念及其辅佐王室的丰功伟绩，于是提拔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膳夫为西周管理王室饮食和祭祀膳食的官职，到西周晚期其地位和权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不仅负责传达王命，还参与国家行政与军务。

小克鼎

小克鼎的内壁铸有8行72字铭文

小克鼎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一处窖藏出土，此窖藏发现的膳夫克器群、仲义父器群等青铜器百余件，精美绝伦，极为震撼，可惜的是出土后即遭流散，晚清的金石大家如吴大澂、端方等都收藏过克器群的器物。此件小克鼎，先由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任陕西巡抚端方所得，后由金陵大学创始人福开森于民国元年（1911）得之于北平。福开森于1934年将其捐赠给金陵大学。此鼎造型浑厚庄重，气魄雄伟，纹饰细腻华丽，铭文笔势道劲，雄伟舒展，堪称钟鼎文之楷模。铭文内容对于研究西周时代的军队编制和官制具有重要价值。

宋拓《大观帖》，传承九百年

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炅命翰林侍书王著精选内府所藏历代帝王、名臣、名家书法墨迹，编次摹勒刊刻《淳化阁帖》，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大型官修法帖。

一百多年后，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赵佶因《淳化阁帖》刊刻年代已久，下诏重摹刻石于太清楼下，其拓本遂被世人称之为《大观帖》或《太清楼帖》，共十卷。

《大观帖》刻成未及二十年即于1127年遭遇“靖康之变”，帖石沦落北地。南宋与金议和后，方有原拓本经淮北榷场流入南方，故此种拓本又被称之为“榷场本”，传世稀少。南大博物馆所藏第六卷残本便是其中的一本，也以其廿七帖而成为现存宋拓残本中存帖最多的一卷。

《大观帖》卷六  清 张謇题签

《大观帖》卷六 局部 一

此拓本纵30.5厘米，横16厘米，现存十一叶，廿七帖，分别为《建安灵柩帖》《一日一起帖》《侍中帖》《僕可帖》《定听帖》《适重熙帖》《二谢帖》等，共计九百七十三字。封面有清末状元张謇题签；首页及帖前有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家翁方纲的题签和所作“大观帖第六卷榷场残本歌”，全帖页眉、页脚和左右隔书皆撰有考证题跋，文字累累，极壮观瞻。帖后还有董其昌手札两纸，以及翁方纲过录明代王穉登、王世贞、周天球等人有关“太清楼帖”的题跋数则。此外，另有翁方纲好友门生郑际唐、张埙及晚清民国时期王莲孙、李宗昉、朱益藩、张謇、杨寿枢、廉泉及福开森等人的观款、题跋。全帖钤有“晋观堂”“翁方纲印”“覃谿鑑藏”“秘阁校理”“少詹学士”“宝苏斋”“苏斋金石文”等百余方鉴藏印。

根据题跋分析，至迟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翁方纲已购藏此帖。他在卷中空白处写下题跋与考证近万言，足见他对此帖的珍爱和敬仰。

《大观帖》选择谨严，摹刻精工，尤其是此宋拓孤本第六卷残本，由于是王羲之真迹钩摹上石，拓墨匀细，传神不爽，更是传世品中的珍品。此帖传承九百年，流传有序，题跋累累，极具历史、文献、艺术与学术价值，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文士“挑耳图”，诸多文豪解读

该画卷是1000多年前在绢上绘制而成，是现存古代稀世绘画精品之一。作者王齐翰，南唐人，也是正宗的南京人。有趣的是，这幅画最早被叫做《挑耳图》，缘何？因为画中描绘的是一文士勘书之暇挑耳自娱的情景。

《勘书图》

宋徽宗赵佶看到这幅画后，品味王齐翰所画内容实为勘书之事，而挑耳只不过是休息时顺手为之，便提笔在画的右侧用瘦金体书上“勘书图”三字，又在画的左侧题有“王齐翰妙笔”五字，为此画锦上添花。画中文人白衣长髯，袒胸赤足，坐于书几前，左手扶椅，右手作挑耳状，神态怡然自得。书几上有摊开的书卷，一书童于几旁侍立。文人身后为三叠屏风，上画青绿色山水。屏风前横一长案，上陈卷帙。画作生动地表现了南唐贵族文人闲适的情状，展示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

宋徽宗赵佶、南唐后主李煜、苏东坡、苏辙、王晋卿、董其昌、文震孟、清代乾隆帝的三位皇子及一批文人名流对它进行过题识。也正是这么多文豪对它的解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幅“国宝”的价值。

福开森先生

所谓“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因其独特的材质，绢画的流传实属不易，保留自身原貌更难。这幅画曾入藏南唐内府、北宋内府，或因“靖康之变”流至北方，辗转各地，岁月悠悠。清末，这幅画到了福开森的手上，后来他将画捐赠给金陵大学，1952年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后，该画卷便一直由南大博物馆收藏至今。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冯秋红 剪辑|马斌

（南京大学博物馆供图）

校对 李海慧